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领导干部想问题、作决策，要多打大算盘、算大账，少打小算盘、算小账。这一重要论述深刻揭示了全局观念在政绩观中的重要性。
当前，干部队伍中出现的少数本位主义倾向，恰如患上“近视眼”：学习领会中央精神时，容易停留在字面、缺少对实质的把握；谋划推进重大项目时，往往关注局部环节多、统筹整体链条少；看待政绩成效时，有时偏重短期显绩、忽视长期潜绩。这种视野的收窄与判断的偏移，往往使党中央决策部署在“最后一公里”产生温差，党的执政根基也会在潜移默化中受到消损。
“近视”首先表现为视野的收窄。现实中，少数干部部门利益固化，将辖区视为独立单元，优惠政策优先本地配置，项目资金倾向本地投放，表面看风生水起，实则把统一大市场切割成各自的“格子田”；有的把任期当短期工程，把“功成不必在我”异化为“功成只能是我”，前任规划好的蓝图，非要另起炉灶，烂尾楼、断头路、闲置厂由此成为城市伤疤；还有的把风险向外转移，污染企业往外迁，债务包袱往上甩，仿佛只要跨过辖区界碑，风险即可转移外推。这些现象，说到底都是视野“焦距”出了问题。当短期视角固化为短期利益，当任期边界演变为利益藩篱，改革就难免落入各自为政的窠臼，发展也容易陷入低水平内卷的泥潭。
“近视”还是一种价值坐标的偏移。同样一项国家战略，有人读出区域机遇，有人只盯税收账本；同样一条产业新赛道，有人看到未来引擎，有人只算亩均数字。差异的背后，除了主观上的“近视”，更有深层的体制机制根源。分税制下的财政压力、以GDP为核心的考核导向、任期制下的短期激励，共同构成了“逐底竞争”的动力机制：只要对本地GDP有利，高耗能项目就可以违规上马；只要对当年税收有助，税费减免就可以变相违规操作。久而久之，上级的好政策被层层加料，到了基层就变了味；国家的大战略被层层打折，到了地方就缩了水。更为严重的是，当局部正确成为理直气壮的理由，全局最优就被挤到墙角，市场就会在政策洼地里退化为沼泽地，企业就会在优惠竞赛中沦为候鸟族，最终局部受益而全局受损，市场统一性受到侵蚀。
矫正“近视”，最要紧的是把“焦距”调远，让目光穿透任期、跨越区划、投向未来。一方面，要优化考核引导。看政绩不仅看当年产值，更看五年产能；不仅看任内显绩，更看长远潜绩；不仅看本地增长，更看区域协同。要将区域协同度、生态补偿履约率、产业转移协作成效等纳入考核权重，对那些表面风光、隐患累积的政绩，数字耀眼、风险暗涌的工程，实行一票否决，让功成不必在我者吃香，让击鼓传花者出局。另一方面，要严格监督纠偏。跨区域生态补偿、产业转移、税收分成，涉及不同账本，需要引入第三方评估、社会公开听证、媒体全程跟踪，让封闭操作变成阳光交易，让各自为政变成协同共治。唯有如此，干部的视野才会从一亩三分地扩展到九州方圆图，决策的参照系就会从任期终点线后移到历史延长线。
外部约束是矫正“近视”的硬性框架，根治“近视”则需要优化利益分配机制。为此，可更大范围探索建立跨区域投入共担、利益共享机制，推广飞地经济、产值分计、税收分成等做法，让产业转出地、转入地、要素流动地都能共享成果。比如，长三角生态补偿机制让上游护水、下游受益成为现实，京津冀产业转移税收分成模式让转出地与承接地共享发展红利，这些制度创新把“你的”变成“我们的”，把竞争关系变成伙伴关系。与此同时，应完善中央与地方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减少向上竞争性争取资源的冲动，淡化政策洼地的底色。当地方发现抱团发展比单打独斗更划算，协同红利比政策套利更持久，自然就会把目光从当年税收转向长期收益，从本地口袋转向全国大盘。
真正的澄明，来自干部内心的思想自觉。这种自觉，是登高望远的格局，是功成不必在我的襟怀，是功过自有青史的从容。常想长江经济带：若各地只守自家码头，何来千里黄金水道的浩荡？常看京津冀：若城际只打各自算盘，何来轨道上的一体协同？常观粤港澳：若城市只圈自家田园，何来国际科创湾区的澎湃？跳出一时一地，才能与更大的圆周相遇；超越任期界限，方能与更长的赛程相拥。
( 扬州市委组织部 姜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