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慎”，《说文解字》云：“谨也。从心，真声。时刃切。”会意兼形声字，最早见于金文，尚未见于甲骨文中。其本义是小心，并由此引申出忧虑、务必、确实、依顺等含义。 

　　“慎”的词性用途较广，多作形容词使用。在赞美为人的风范、操行或是称赞行事的风格、特征等，多有“慎”的出现。比如，形容做人的美德称为勤慎肃恭，形容出言谨慎、行动敏捷称为慎言敏行，形容慎重思索、踏实履行称为慎思笃行，还有慎以行师、慎始慎终、谨言慎行等等。“慎”字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重要意义，由此可见一斑。 

　　中国儒家经典《中庸》一文中广为流传的名句：“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字面解释即是必须广博地学习，审慎地询问，慎重地思索，明晰地辨析，踏实地履行。这句话反映出中国古人思维的严谨性与极具美感的逻辑性，更是包涵了中国古人治学的丰富心得。无论书本知识，还是掌握某种技能，唯有反复训练才能内化于心、外化于行，不学则已，既然要学，不学到通达晓畅绝不能终止；不去求教则已，既然求教，不到彻底明白绝不能终止。明末清初学者顾炎武读《资治通鉴》时，极其严谨认真，不图于浏览纲目，而是读一遍、抄一遍，以自我督促。治学与治世，存乎一心，学问思辨后更要身体力行，博学笃志后更重慎思笃行，而后才能真正达到理想的人生境界。 

　　宋人吕本中所著《官箴》，共三十三条，首条开头即是：“当官之法，惟有三事：曰清、曰慎、曰勤。”“谨慎周密”自古便是从政为官的基本原则。早在《论语·为政》就有记载孔子对学生子张谈及如何谋求官职、从政为官：“多闻阙疑，慎言其余，则寡尤。多见阙殆，慎行其余，则寡悔。言寡尤，行寡悔，禄在其中矣。”意在说：当多听，有怀疑的地方可暂先搁置不提，余下有把握的，也须谨慎地说出来，以少犯错误；当多看，有怀疑的地方可暂先搁置不做，余下有把握的，也须谨慎地去做，以减少后悔。说话少过失，做事少后悔，官职俸禄就在这里了。后到唐代武则天在位时期，曾颁布《臣轨》一书，对臣僚的行为进行规范。《臣轨》中专列《慎密》一章，其中明确指出“人臣不慎密者，多有终身之悔”。北宋初年官方主持编纂的《册府元龟》，在宰辅部分专设“慎密”一门，清代康熙年间编辑的《古今图书集成》也设立“慎密”一门，收录了《臣轨》等古书中的相关内容。到了清代，雍正帝即位后大力推行密奏制度，奏折成为君臣讨论政事并进行决策的重要手段，一来控制知晓秘密的人数范围，二来使群臣相互牵制，踏实做事。 

　　自古以来，中国古代谨慎周密的官员历朝都有典范。“忠臣不显谏，大臣奏事不宜漏泄”，西汉初期重臣张汤之子张安世“职典枢机，以谨慎周密自著”，参与国家大事决议，每有定论，就称病在家休息，不对外接触，其他大臣“莫知其与议”，可见其生性谨慎，后果累迁大司马、卫将军、录尚书事，集军政大权于一身，享“麒麟阁十一功臣”之称，是为人臣荣耀之最。到唐太宗时期，有着“房谋杜断”雅称的名相房玄龄，跟随李世民几十年，参与了包括玄武门之变在内的几乎所有大小决策，但始终小心慎密，“未尝宣泄”，成为良相典范。再到北宋初期，两朝重臣晏殊尽管早而夙慧十四岁即以神童入试，赐同进士出身，却“敬始而慎终”。一日深夜，宋真宗宣召晏殊入宫草拟一份机密圣旨。起草完毕，晏殊主动要求在学士院借宿一晚，以免出宫后走漏风声。宋真宗因此对晏殊更为赞赏。晏殊上奏的稿子从不示人，直到宋真宗驾崩，后人整理宫中文件，才发现晏殊的奏稿八十卷，“藏之禁中，人莫之见也”。公正廉洁是为官的底线，谨言慎行则是行事为政的基本要求。 

　　党员干部是党的事业的骨干、人民的公仆，“慎厥身修思永”，谨言慎行则是行事为政的操守，慎欲、慎权、慎独、慎微、慎言、慎友则是应具备的最基本素质和修养。不做不法之事，不说不当之语，不取不义之财，不交不良之友，不沾不正之风。面对光怪陆离不动摇，警惕权欲物欲熏心，有力排一切干扰的能力，有不为外物所动的境界。独处时要经常对镜自省，时刻拧紧思想的“总开关”，坚决杜绝错误思想的侵蚀。小节系大节，小事不小觑，小处着力方能成就大事业，小处疏忽早晚会栽大跟头。要加强思想道德修养，注重培养健康的生活情趣，正确选择个人爱好，慎重对待朋友交往，明辨是非，克己慎行，讲操守，重品行，时刻检点自己生活的方方面面，始终保持共产党人的政治本色。 

　　读史明鉴，以古鉴今。广大党员干部为官一任，造福一方，唯有周密考虑，谨言慎行，方能知行合一、行远致胜。 

 　（金湖县委组织部倪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