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三个结合上认识当代中国的历史方位

　　习近平总书记在“7·26”重要讲话中指出，认识和把握我国社会发展的阶段性特征，要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从历史和现实、理论和实践、国内和国际等的结合上进行思考。科学认识和把握与世界深度融合之中的当代中国的历史方位，同样需要立足于马克思主义的宽广视野，从历史和现实、理论和实践、国内和国际等的结合上加以审视。

　　从历史与现实的结合上看 

　　弱国无外交。历史无情地证明，相应的国家实力始终是国际交往的“硬道理”。昔日，汉唐雄风威震宇内，是和当时的“盛世”直接关联的。蒙元帝国横跨亚欧大陆，深刻改变了世界版图和历史走向，是和它无与伦比的军事力量以及组织体系相联系的。大明王朝尽管内部积弊丛生，但直到中后期其经济实力依然独步世界前列（拥有当时世界白银总量的2/3）。直到满清时期，统治阶级面对蓬勃而来的西方工业革命浪潮固步自封，不思革新图变，终于难免“落日的辉煌”，陷入“落后就要挨打”、以至“开除球籍”的绝境。

　　今天，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力倡以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为主要内容的中国梦，其实就是百年来中华民族历代仁人志士矢志追求的根本目标。这其中，“国家富强”是基础、前提和根本，它为民族独立以及全体人民的各项基本权益的实现提供坚实的物质、制度和价值保证。习近平总书记在“7·26”重要讲话中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断取得的重大成就，意味着近代以来久经磨难的中华民族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历史性飞跃”。其中，“强起来”，是指包括从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到对外交往等方方面面在内的综合国力的跃升。

　　新中国成立以来，历史上曾经辉煌的中国在走向世界、重返全球舞台中央的壮阔进程中，以自力更生、艰苦创业的精神，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描绘出了壮美的图画。这其中彰显的不仅是强大的工业制造体系、不断增强的军事力量、屡屡弯道超车的高新科技、无与伦比的进出口能力、深广的消费市场等“硬实力”，而且更有依托这些“硬实力”、承载和体现中国气度、中国风格和中国价值的中国道路、中国模式、中国故事等“软实力”。也就是说，鸦片战争以来，满怀历史悲情的中华民族自从有了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中国共产党人的坚强领导，立足数千年一脉相承的历史文化积淀，秉持刚健有为、吸纳包容的开放进取姿态，亿万中国人民沿着符合本国国情、反映时代特点的社会主义金光大道，不仅在物质文明上创造出高于资本主义的生产力水平，而且已经并且必将在精神文明上迎来民族文化的全面复兴，在批判性继承资本主义一切优秀精神文化成果的基础上缔造出更加先进的新文明形态。

　　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看 

　　时代是思想之母，实践是理论之源。曾几何时，舆论界有这样一种声音，即认为伴随中国自身体量的增大，对世界的影响也在不断增强，面对国际格局大调整大转型大变革的“历史三峡”，我们应推出更加具有解释力、感召力和引领力的对内对外战略。纵观当下世情，不可否认的是，自从以美苏两极争霸全球为主调的冷战结束以后，以9·11事件为标志，长期作为世界主导力量的西方世界从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诸多领域日趋乱象纷呈，西方国家治理之乱暴露出其政治制度以及社会治理的深层危机。全球范围内以贸易保护主义为代表的逆全球化思潮抬头，世界未来以及人类的前途命运充满不确定性。但与此同时，历经两次世界大战的国际社会，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的意愿依然强劲，特别是随着奉行和平发展道路的中国力量的茁壮成长，正在日益走向世界舞台的中央，客观上也给中国这样一个社会主义大国应该履行什么样的国际责任，为有效解决人类问题提供一个什么样的“中国方案”，提出了必须面对的时代命题和历史任务。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更好地发展自身，着眼推进全球治理，维护世界和平与促进人类共同发展，以马克思主义的宽广眼界深刻洞察世界大势、准确把握自身情况，在继承和弘扬既有外交思想的前提下，提出了“亲—诚—惠—容”的外交理念，提出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新理念，带头构筑“亚投行”，力倡“一带一路”建设，主持推进“金砖国家会议”等，更加具有突破性的是提出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大构想，从而构成为新时期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战略的重要基点，等等。凡此种种，可以说，作为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战略核心和灵魂的习近平外交思想，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带领全国人民应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关系特别是大国博弈的“伟大斗争”的产物，也是坚持运用马克思主义这一伟大认识工具洞悉国际政治走向、认识人类社会运行规律的理论结晶，为新时期新阶段维护和发展我国核心利益提供了强大思想武器，同时也为国际社会从根本上破解“国强必霸”、走出“修昔底德陷阱”开具了体现“中国智慧”的“中国方案”。

　　从国内和国际的结合上看 

　　“万物一体”是人类一个非常古老的哲学思想。人类不同文明形态发生发展、交流融合的历程表明，坚持和而不同、兼容并包的处事原则，正是全球化时代不同种族、不同文明、不同国家之间氤氲共生、和平共进的内在呼唤。自从大航海时代以来，建立在工业革命基础上的西方现代文明的崛起是无法否认的客观现实，的确深刻改变了世界历史进程，但不论是从理论逻辑上还是实际情况上看，“世界历史”并不是由西方人在“欧洲中心论”支配下的随意涂抹和刻意装扮的小姑娘，它既无法抹杀包括中国人在内的其他文明国家历史上带给当时世界的影响和改变，更不可能一厢情愿地主观判定历史已经终结于西式“自由民主”制度。

　　“世界历史”究竟是如何演进而来，以及未来的“世界历史”又将如何演进，国际国内早有不少具有良知的学者冲破“西方中心论”的枷锁，从不同侧面给予了深刻揭示和阐发。这其中，重头是对于秦汉以来的中华文明在不同时期尤其是中古以后从政治、军事、经济、贸易和文化观念上带给“西方”的巨大历史影响。有的学者甚至断言，没有中华文明通过丝绸之路等渠道对于近东乃至欧洲的深广传播，根本就不会有激发资本主义勃兴的资产阶级文艺复兴运动。这样讲，目的在于还历史本来面目，是希望更多的人们注意到这样一个极其普通然而极易被忽略的事实，即“世界历史”之所以能够发展到今天，不是以欧美为代表的西方资本主义一家之功，而是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各大文明体长期共同参与、深刻相互作用的客观历史进程。

　　百年来，中国通过自身的艰辛努力，不走西方列强对外侵略、对内掠夺的老路，经过几代人的接力奋斗，正在以一个巨大文明体的身份重返世界舞台中心，其在国际格局、力量对比以及价值原则上对于“西方中心论”既有范式的消解和替代才刚刚开始显现。

　　毋庸讳言，二战以来给世界带来深刻剧烈改变的经济全球化本质上是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主导的，由于诸多不合理、不公正的因素制约，通过一次次金融危机、国家危机乃至全球危机的方式，宣告其固有弊端和不可持续性。

　　反观中国，经过近40年高速发展，经济总量早已今非昔比，国家和社会发生了历史性变化，但作为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我们依然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依然在路上，因此，立足办好自己的事情、不断巩固和壮大自身实力依然是最为根本、最为关键的。坚定不移地坚持改革开放国策，以更加自信、负责任的姿态走向世界，更加广泛、深入、紧密地参与区域安全和发展事务以及全球治理，在与世界的良性互动的过程中，谋求对维护世界和平与推动人类共同进步的应有贡献，是国际社会的广泛期盼和呼吁，更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在日趋复杂险恶的国际环境中有效应对和克服重大风险、重大挑战、重大阻力和重大矛盾，不断开拓前行的内在需求。

　　总之，现在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二战以来重返国际舞台的中国带给世界以深刻改变，外部世界同时也在强烈而广泛地作用及反作用于中国。因此，正确认识和把握当下之中国，科学谋划、精准拟定未来战略方向和行动纲领，必须牢固确立“世界眼光”和机遇意识，透过风云多变的大小气候，洞悉全球化时代“危”“机”并生的辩证法则，清醒认识、牢牢把握客观存在的战略机遇期。面对充满不确定性的现实与将来，必须按照习近平总书记在“7·26”重要讲话中强调的那样，“全党同志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增强忧患意识，做到居安思危、知危图安”“看到成绩和机遇，更要看到短板和不足、困难和挑战，看到形势发展变化给我们带来的风险，从最坏处着眼，做最充分的准备，朝好的方向努力，争取最好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