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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运动与马克思主义的中国选择
2019年05月14日 08:07  来源:新华日报

  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在纪念五四运动一百周年大会上重要讲话

  五四运动与马克思主义的中国选择有着密切的姻缘关系。五四运动,以彻底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性、追求救国强国真理的进步性、各族各界群众积极参与的广泛性,推动了中国社会进步,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为中国共产党成立做了思想上干部上的准备,为新的革命力量、革命文化、革命斗争登上历史舞台创造了条件,是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走向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转折点,在近代以来中华民族追求民族独立和发展进步的历史进程中具有里程碑意义。

  为什么五四运动的结果最终促成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选择?要回答这个问题,就需要从五四运动前后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内在逻辑中去找答案。

  从历史逻辑看,爱国主义是五四运动高扬的民族旗帜和时代旗帜。而爱国主义恰恰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得以广泛传播的中华优秀文化历史基因。近代先进的中国人,曾经把目光长期投向西方,希望西学能够救中国。但是,最终得到的,一是文化自卑的“殖民地心态”,一是长期积贫积弱的被动挨打、束手就擒的局面。正如毛泽东所说:“帝国主义的侵略打破了中国人学西方的迷梦。很奇怪,为什么先生老是侵略学生呢?中国人向西方学得很不少,但是行不通,理想总是不能实现。多次奋斗,包括辛亥革命那样全国规模的运动,都失败了。国家的情况一天一天坏,环境迫使人们活不下去。怀疑产生了,增长了,发展了。”“自从中国人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后,中国人在精神上就由被动转入主动。”为什么呢?因为,中国的先进人士找到了马克思主义,不仅意味着找到了救国救民的真理,而且意味着找到了拯救正在崩塌的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支柱。有了马克思主义作指导,爱国主义和民族复兴从此真正成为时代的主题,而不再是空中楼阁。也正是从这时起,中国人民在进行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伟大复兴斗争中,同时也在“复兴着伟大的中国人民的文化”,这就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中国先进文化。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历史深刻表明,爱国主义自古以来就流淌在中华民族血脉之中,去不掉,打不破,灭不了,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维护民族独立和民族尊严的强大精神动力,只要高举爱国主义的伟大旗帜,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就能在改造中国、改造世界的拼搏中迸发出排山倒海的历史伟力!”

  事实证明,中华民族源远流长、生生不息的爱国主义精神,一经和跨越文化隔阂、超越时代隔膜的马克思主义真理结合,并经过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实现高度融合,就可以迸发出支撑“四个自信”的强大力量,足可以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跨越两个世纪的征程中不断转化为强大的物质力量。马克思主义不朽,爱国主义不朽。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选择的一个突出特点。

  五四运动和马克思主义中国选择的姻缘关系,还可以从实践逻辑来看。曾经有人把近代中华民族比喻为一头沉浸在睡梦里面的雄狮。真正把这头雄狮唤醒的,正是五四爱国革命运动。五四爱国革命运动用什么来唤醒青年知识分子的自我,唤醒广大民众的呢?不是用西学,不是用传统的中学,而是用爱国主义和马克思主义。通过什么途径唤醒的呢?一是广大青年知识分子走出书斋课堂,投身于反帝爱国的革命实践活动之中;二是广大青年知识分子冲破阶级的藩篱,走“唤起民众”的道路,使马克思主义不仅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广泛传播,而且在“掌握批判的武器”即找到实现马克思主义、实现民族复兴的阶级力量上取得了关键性的突破。

  总结包括辛亥革命在内的旧民主主义革命的经验教训,归结起来,就在于没有懂得“唤起民众”这一条道理。而五四爱国革命运动同以往任何一次旧式民主革命不同的地方,就在于它第一次最广泛地唤醒了民众,特别是中国工人阶级第一次独立登上中国政治舞台,中国雄狮终于被爱国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唤醒了。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那样:“五四运动改变了以往只有觉悟的革命者而缺少觉醒的人民大众的斗争状况,实现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自鸦片战争以来第一次全面觉醒。经过五四运动洗礼,越来越多中国先进分子集合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1921年中国共产党宣告正式成立,中国历史掀开了崭新一页。”由此可以看到马克思主义中国选择的又一个特点,就是没有“坐而论道”的土壤,一旦掌握了就要去实践,在实践中深化理解和掌握。正如邓小平同志所说:“不干,半点马克思主义也没有。”

  五四运动有力地证明,“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的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群众掌握,也会变成物质力量。”这个理论,就是马克思主义。这个物质力量,就是中国工人阶级及其先进政党领导下的最广大人民群众。这是使东方雄狮觉醒的两个决定性因素,两者一经结合,就会迸发出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磅礴之力。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通过五四运动,中国青年发现了自己的力量,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发现了自己的力量。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从斗争实践中懂得,中国社会发展,中华民族振兴,中国人民幸福,必须依靠自己的英勇奋斗来实现,没有人会恩赐给我们一个光明的中国。”

  再从内在的文化逻辑看。有人说,五四运动造成了中华文化传统的中断。这实际上是对文化传承发展客观规律的误解。在人类文明发展史上,文化传承与文化变革总是相辅相成的。就拿西方近代文明的发展道路来说,没有资产阶级人文主义精神对中世纪基督教神学统治的挑战,就不会有文艺复兴运动的兴起,就难以发生宗教改革运动,就难以出现民主与科学思想的发展和普及。这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破”与“立”的辩证关系。没有“破”就没有“立”,但“破”不是最终目的。“破”是前提,最终目的还是为了“立”。同样的道理,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是中国近代历史发展的产物,是民族民主革命推翻封建专制统治的总要求在文化上和观念上的集中反映。因此,在那个时代,强烈地呼喊出“民主与科学”的时代音符,具有把东方睡狮从封建专制文化统治中解救出来的历史进步意义。

  毋庸讳言,“民主”与“科学”两大概念,是从西方传过来的。在当时的中国知识界,的确起了极大的思想启蒙和思想解放作用。同时也要看到,同样的概念,在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不同的文化历史背景下,强调的重点也会有很大的不同,所起的实际历史作用也会有很大的不同。如前所述,那时的当务之急,是要冲决封建礼教的思想罗网。因此,那时对民主这个概念强调的重点是“天赋人权”。同样地,对科学概念强调的重点是崇尚理性和独立思考,反对迷信和愚昧。正因为有如此鲜明的针对性,“民主”与“科学”两大口号一出,即得到强烈的社会反响。

  然而,这时的思想启蒙运动,由其时代特点所决定,已和西方资产阶级革命前夕的思想启蒙运动有很大的不同,不可相提并论。一方面,西方资产阶级思想启蒙运动,发生在资产阶级革命之前,为革命的到来作了思想和舆论发动。此时的资产阶级尚处于未掌握政权的上升时期,具有很强的革命性。中国的这场思想启蒙运动,发生在辛亥革命之后。中国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和易妥协性,在这场革命中暴露得十分充分。这就决定了要在中国实现“民主”与“科学”的理想,必须寻求新的社会力量,寻求新的思想。另一方面,在寻求彻底反封建的思想通道上,“民主”与“科学”非但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没有矛盾,而且前者的深入人心恰好为后者的广泛传播做了必要铺垫。由中国近代社会的性质和主要矛盾所决定,五四运动所倡导的民主、科学精神,具有特定的含义和明确的指向性。这里所讲的民主,就是要冲决封建专制的腐朽统治,勇敢地去追求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发展道路。这里所讲的科学,就是要冲决封建愚昧的思想牢笼,勇敢地去追求改造社会、救亡图存的科学真理。很明显,五四运动倡导民主、科学精神,是实行彻底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的需要,是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这一时代主题的具体体现。由此形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选择的第三个特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既是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过程,也是同中华传统文化精华相融合的过程,思想引领、文化传承、文化创新交相辉映,推动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先进文化的培育与发展。

  我们今天肩负着构建新时代中华民族精神大厦的历史任务。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我们纪念五四运动100周年,就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在革命、建设、改革中创造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融为一体,在实践创造中进行文化创造,在历史进步中实现文化进步,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铸就中华文化新辉煌。

  由此可见,马克思主义同爱国主义紧密结合,同人民实践紧密结合,同铸就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先进文化紧密结合,这既是推动五四运动的内在逻辑,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选择的三个基本特点。这些特点,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进程中更加发扬光大,如今已成为“四个自信”中最为突出的中国特色。这也是五四运动百年间,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做出的不朽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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